趙建：過度的債務和泡沫是誘發生態危機的主因之一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趙建
一、頻發的生態災難可能與債務和泡沫造成的持續經濟活動過熱有關
債務狂潮帶來的對未來資源的過度消費和投資，泡沫剛性導致的持續經濟過熱和資源分配扭曲，到最後都是對自然生態資源的過度攫取和消耗。人類世界的過度金融化，已經與生態危機緊密聯繫在一起。
這幾天北京的沙塵暴天氣創造了歷史記錄。象徵現代經濟繁華和中國經濟崛起的高樓大廈群被昏黃的風沙淹沒。也可以說這是一場天災，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最近二十年，也的確是中國自然生態惡化最厲害的二十年。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如果經濟增長以這樣的環境惡化為代價，我們就很難說市場經濟和改革在中國成功了。這是某位領導人在公共場合多次發自內心的感嘆。依靠債務催生的經濟泡沫產生的後果，除了自然環境的惡化，還有各種由於貧富分化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
當前全球債務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近300萬億美元，金融泡沫持續的時間也是史無前例，美股、中房、日債、歐債，導致負利率的債券都越來越多。可以說當前的債務大潮和金融泡沫景觀是史詩級的。
IIF：去年第三季度，全球債務與GDP的比率達到了322%的歷史最高點
債務瘋長，泡沫膨脹，產能過剩的同時，遍地工地工廠，煙囪林立，大興土木，塵土飛揚；世界工廠和中國製造的代價，不僅僅是低成本勞動力創造的相對優勢，還有消耗了太多屬於未來子孫後代的生態資源（污染）、信用資源（債務）和公平資源（收入差距）等。
債務和泡沫的背後，是對資源的過度攫取。因為，債務是拿未來的資源現在用，泡沫是過高的價格帶來的虛假信號。它們都指向同一個問題：經濟過熱。如果經濟持續過熱，不能實現週期性出清，人們的生活當然可以繼續歌舞昇平，但是自然生態很難及時再平衡——至少空氣和大地如此短時間內無法吸收如此多的廢氣和垃圾。
我們不能說當前的債務狂潮和剛性泡沫，會直接引發生態危機，但的確成為生態問題的重要根源。因為它帶來的不合理的過熱經濟活動，過度的投資和消費主義，使得生態環境無法快速的再平衡。我們或許不再擔心看得見的生化資源（石油、煤）的過度枯竭，但環境資源的枯竭可能真的很快到來——最近五年，中國的北方有超過一半的時間空氣質量呈現出有害狀態，或者說不適合人類生活的狀態。這意味著乾淨的空氣資源已經衰竭的非常快。
二、人類的終極三角難題：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無法同時避免
因此，如果不把環境生態問題納入經濟發展決策的總體框架，最終導致的結局可能就是：雖然強大的政策干預力量抵禦住了經濟危機，依靠債務保持住了泡沫的剛性，但危機的爆發點轉移到生態層面，繼而生態層面的危機又反噬到經濟金融體系，最終引發泡沫破滅。
如果將新冠病毒看做是生態環境惡化（有科學家認為是氣溫升高導致的病毒變異）的一個結果，那麼由疫情引發的經濟大衰退和金融海嘯，就是生態危機反噬導致經濟危機形成新的危機動力學閉環的一個表現。同樣，除了自然生態災難，還有社會生態災難，比如由兩極分化引發的政治失序、種族衝突和街頭暴亂等。
人類物質文明發展到現在，是時候該注意生態和社會問題了。或許，強大的國家財政和貨幣體系，在一定時間內“消滅”了經濟和金融危機，但是生態和社會危機可能正在成為人類未來各種危機的主要形式。直到有一天，人類面對一個終極的世界難題：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三者不可能同時規避。
如果一直用財政和貨幣手段頂著不發生經濟金融危機，那麼經濟持續過熱會引發生態資源的過度消耗，生態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同時，金融泡沫帶來的貧富兩極分化，也會最終導致發生社會危機。
如果為了治理生態問題和分配問題，降低了經濟擴張的速度，提高利率和收緊貨幣刺破了泡沫，那麼就會引發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繼而造成的次生後果就是，經濟危機會進一步引發社會動盪。雖然此時的大蕭條即經濟活動放緩，會帶來自然生態問題的改善。所以在去年疫情帶來的全球經濟暫停的階段，地球上的空氣和水得到了巨大的改善。網絡上一直流傳著幾個畫面：佛羅倫薩四處漂浮的水蓮與印度抬頭可見的喜馬拉雅山。
然而要知道一點，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財富精英會遊說政府以獲取救濟；發生社會危機的時候，街頭遊行示威的選民會給政治家帶來壓力。然而大自然是無言的，大自然在現代工業社會沒有代言人（在狩獵和農耕時期有所謂的先知和祭祀），生態系統的微小變化並不會引起處於消費主義大潮中的人類的注意，人們也不會願意也無法為了“沉默軟弱”的自然生態放棄高耗能的現代生活方式。因此在人類的這個終極三角難題中，最終的結局很可能是用生態大災難，來換取不發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直到最後連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發生的資格都沒有了。
資料圖片：喜馬拉雅山脈
三、誰來解開這個終極的囚徒困境？
生態危機是我危機經濟學框架的一部分。周星馳電影《美人魚》中有句台詞“如果沒有了乾淨的水和空氣，掙再多的錢有什麼用？”。這句簡單但又震聾發聵的發問，背後暗含著一個深層次問題，我們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什麼？
在傳統經濟學範疇裡，生態因素既不是要素也不是約束條件。因為一般認為空氣和水等公共生態資源都不是稀缺的，在邊際上是不會對產出產生明顯影響的。稀缺的是土地，是資本和勞動力。在經濟學的價值體系裡，人們賴以生存的水和空氣，與財富象徵的黃金、鑽石相比，其經濟價值簡直是分文不值。
我認為這是市場為主導的經濟學體現重大的內在缺陷之一，它忽視了在人類科技進步如此快，消耗資源如此多，個人消費主義如此盛行的現代社會，公共生態資源已經抵達了一個閾值，生態已經成為一種稀缺的要素，或者越來越緊的約束條件。一個直觀的感知是，生產活動的任意明顯變動（比如投資和開工加速），都會帶來空氣明顯的變化（PM2.5）。這說明生態資源的約束條件，已經處於邊際緊張的狀態。下圖很明顯的看到，鋼鐵生產和價格的高漲，都很明顯的帶來霧霾的預警（黑色和紅色剪頭）。
有學者分析了市場經濟在中國的草原區域普及後，草原原先的和諧生態結構完全讓位於以資本為核心的“競爭性”結構，在短期利潤的導向下導致了草原的嚴重退化，進而也導致了最近幾年北方惡劣的沙塵暴和霧霾天氣（陳祥軍，《沙塵暴的另一端，資本正加緊啃噬草原》，《經濟縱橫》2019年第2期）。
值得注意的是，衡量空氣質量的PM2.5是個高頻數據，能隨時監測到空氣質量。還有一些無法高頻監測的生態數據，實際也都因為人類生產活動的改變而發生變化，只是這些變化都是長期的，還沒及時的抵達“體感”層面，但產生的影響卻是長期性的。生態系統背後悄悄發生的變化，並非都在人類認知範圍之內。直到有一天，真正的生態大災難突然來臨。
與人類文明其他兩個階段——狩獵文明和農耕文明階段相比（加起來幾十萬年，佔人類歷史的99.9%）——相比，最近三百年才出現的工業文明，一方面被歷史學家津津樂道的宣稱，用0.01%的時間創造了99.9%的物質文明，但另一方面，也是用0.01%的時間消耗了地球用99.9%的時間形成的資源。要知道，石油和煤炭等生化資源，是地球用百億年形成的。
狩獵文明和農業文明雖然生產力落後，生存環境殘酷，處於以人口調整為主的馬爾薩斯時代（然而年輕的歷史學家赫拉利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人類的狩獵時代生活的很自由舒適），但是人的生產活動與自然生態環境之間是良性可持續的，不存在誰破壞誰的問題。當然大部分時間，人類被動的處於自然環境的調整中。
加之那個年代，人類對大自然充滿了敬畏，人與自然的關係真正的處於和諧狀態。現代工業社會固然掌握了理解大自然的基本知識，但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也被解構，工業社會中為了滿足人類消費的各種慾望，技術進步和資源消耗與污染的速度已經到了可怕的境地。
雖然，世界各國一直在為解決這個事關人類終極命運的共同問題尋找出路，也制定了各種協議和共識，但是距離真正的治理這個問題遠遠不夠。與人類如此快速的經濟增長和普遍的消費主義相比，在生態問題上的努力微不足道。有下面三個原因讓我們得出比較悲觀的結論：
1、公共地悲劇。消費和污染生態資源的好處是自己的，但帶來的問題是全體人類包括後代子孫的。
2、囚徒困境。每個人、每個國家都在追求自己的生存權、發展權、消費權、炭排放權，但最終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國家集體陷入困境。最棘手的是，這些要求的權利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為什麼你們國家有發展權，我們就沒有？
3、古典精神和信仰體系的崩潰。為大自然代言的先知和宗教領袖們，已經被科學家和商業領袖“殺死”，現代人崇尚的是個人價值（消費狂歡），崇拜的是科學家和企業家，是財富精英。加上個人主義價值意識的覺醒，瘋狂工作然後瘋狂消費和享樂成為人生幾乎唯一的主題。
這三個現象構成了我對生態危機動力學的悲觀理解，其實這也是造成當前一切人類共同問題的根源。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樂觀的一面：美國建制派重新上台後對全球生態問題的關注和努力，中國一直堅持的長期綠色生態戰略和短期的環保“攻堅戰”，資本市場上ESG投資的流行等等。但是我認為這些政府和宏觀層面的努力遠遠不夠，人類生態危機的避免和生態環境的改善，需要每個人的覺醒和努力，需要逐漸放棄物質狂歡主義和短期自利主義，需要更加註重內在精神生活和信仰體系的重建。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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